上次是柳永的词，用婉转说了刚烈；这次就借辛弃疾的《永遇乐》，从温热里看苍凉。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说正事前，扯点闲事，你发现一个现象没？ 怀有雄心的男人，大多爱谈些牛气冲天的时代大事；富于灵气的女人，却喜欢注意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。 看起来，男人们的这等雄韬伟略，要比女人们的鸟语花香厉害百倍是吧？ 恰恰相反。男人滔滔不绝的一万句逻辑推演，常常敌不过女人透过细节的一眼看穿。 世界总是发生些又错又误的大事，细节里掩藏的真相，却往往惊人的准确。 女人进化出的这种强大观察效率，难度系数实在太高，只有最冷辣的男人才能办到。 比如让你判断，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呢？多数人能想到的，也就是陪谁到海边吹吹风，或者拉着谁的手慢慢变老啥的。 鲁迅却说，最浪漫的，是在有天傍晚，满院的红叶飘零，忽然转身吐了一口血，这时有温柔的人将一件风衣披他肩上。 老愤青的洞察力，毕竟高人一筹啊。 用造物主的这种神奇的戏剧手法，来思考国民党的前世今生，实在是很有趣。 而且很有效。 当人们习惯在金戈铁马的遐想中，纵横捭阖着民国风云，在三五杯酒盏后，谈论着时代豪杰时，历史的真相，往往还是在小小的细节里看得更清楚。 这篇笔记，就试着从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里，在那些大叙事外，找出国民党挂掉的真相。 第一个细节，是件台湾的白衬衫。 舞榭歌台 年6月3日，台湾平常一日。 昨日暴雨造成的多个航班受困，等到今日积水退去，多已恢复。到了傍晚时分，恒春海域发生4.2级地震，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岛底小躁动，不值一提。 “大选”已成往事，蔡英文也已在两周前宣誓入职，对重创之后的中国国民党来说，除了找个无人的角落默默地舔舐伤口外，这一天似乎也没什么值得记录的。 然而，风雨交加的夜虽已过去，还是有一件白衬衫，映出了国民党鬼魅般宿命的身影。 6月3日，国民党内约定“立法院党团大会”抗议行动，按事前统一要求，所有人都身穿国民党蓝色“战袍”出席。唯独立法院长主席王金平，穿着白衬衫，十分扎眼。 老大叔爱白衬衫，那也没什么不妥吧？ 王金平大叔甚至表示，“不要说衣服(蓝衫)没有送给我，就是送我也不穿”。 穿衣服嘛，小事一桩，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玩过家家，总会有调皮捣蛋的嘛。 可是，当此泛蓝阵营一片萧条，国民党处于三合一选举、“总统大选”严重挫败后的低谷期，在这样一个集体行动大会上，作为一个在党内关系盘根错节的大佬，王金平拒穿象征党魂的蓝色“战袍”，背后折射出的国民党内在困扰，还是让人不免一声叹息。 须知老大叔并非不懂事的小毛孩，王金平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。 当年宋楚瑜从蓝营出走，搞出一个橙党，虽然高不成，低不就，难成气候，但每逢“大选”，必定抖擞精神上阵跟国民党拉仇恨，一个好端端的泛蓝阵营，从此搞得乱七八糟，伤疤至今未愈，党生活一直不和谐。 如今王金平又身在蓝营反穿白，眼看着同志们都上阵呐喊，却一个人坐在角落冷眼旁观，老人家你到底在玩什么毛线呢？ 一百年过去了，国民党还是号令不行，队伍不好带，大哥不好做，二哥爱折腾。 推算起来，国民党百年苦旅，从黄兴、李宗仁、宋楚瑜，到王金平，像这样任性的二哥差不多有四任了。当然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任。 一件白衬衫，穿出了国民党一世纪的哀愁。 可是这么大一个党，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是这么不靠谱地散乱着呢？ 因为粘合国民党的，初期只是些红手印。 第二个历史细节，一叠红手印。 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国民党的前身，是兴中会、同盟会。 它们本由多个反清团体组成，目标很简单，就是革掉清王朝的命，彻底结束封建帝制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。 然而自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后，国民党一口紧憋着的气，似乎就喘掉了。 先是宋教仁被刺杀。后是黄兴在讨伐袁世凯、建党原则等重大问题上，多次与孙中山公开激烈争吵。然后是章太炎自作主张，赞成军阀割据，与孙中山国家统一的宗旨背道而驰，转身而走，与黎元洪另创共和党。 等到陈炯明叛变，李石曾、吴稚晖等49人甚至联名通电，要求孙中山下野。 陈炯明身为一个将军，居然也敢提出与领袖完全相反的路数。总理主张强势中央政府，北伐结束割据局面，统一中国；小陈同志却要以广东为模范，联省自治。 这拥兵自重的旧路子，多么似曾相识。假如手握重兵的将军，人人都提出一套社会大计要实施，整个社会岂不乱成了一锅乱炖？ 可是国民党好像一直喜欢吃火锅。 当年国民党的“核心三人组”，是孙中山、宋教仁、黄兴。章太炎影响也很大。随着宋死，黄争执，章出走，孙中山孤独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就各回各家了。 这真是奇了怪了。大家都是忠肝赤胆，为国家民族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苍生黎民衔命疾走，岂不是应该舍小节、求大义吗？死且都不怕，还有什么放不下、谈不来的呢？ 不团结的背后，更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？ 从檀香山回来的孙逸仙博士，学了许多西方知识，还入了基督教，他思索出三民主义，给出了思想；他呼吁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，提出了目标；可是对于运营一个现代政党所需的具体方法，却近乎一片空白，在人的问题上，好像写诗一样凭着感觉走。 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、同盟会，还是改组成的国民党，都没有纲领，没有组织，没有章程，没有选举，没有定期会议——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，据说有3万，登记注册的却只有，可是缴纳党费的却又是。 那么到底有多少党员呢？答案是不知道。 入党就很不严谨，只是按红手印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。孙中山抬头仰望的是革命大计，心中想的是建国大纲，至于有多少党员、这些党员又都是谁，他就不清楚了。 年，苏俄驻华代表鲍罗廷，毫不客气对孙中山说，你领导的国民党，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，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。听得孙中山大惊失色，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。 没有组织，就没法有效管理，自由自主之下，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。 你赶着一群野马，手中却没有缰绳，草原又急风骤雨，它们能乖乖按你挥手的方向跑吗？ 这真是让人惊讶，一个近现代的革命领袖，又不是李自成、洪秀全，竟然没有建立严密革命组织的意识，怎么可能呢？ 这是不能苛求孙中山的。他人在彼时，身在此山中，既不可能扒开杂枝乱叶，发现隐于深处的问题源头，也无暇触及这个问题。 它牵涉过大，盘根错节，其复杂程度足够写一篇长篇博士论文了。 李不太白无意写技术报告，就用一位囚境中的上师歌声，试着酿一壶山中老酒吧。 青年仓央嘉措，情缘佛缘两茫茫，遂吟哦道：心头影事幻重重，化作佳人绝代容，恰似东山山上月，轻轻走出最高峰。 革命理想犹如心头佳人，山上明月，很美。 但仰望明月的人，却看不见地上的六便士。 而六便士，才是决定能走多远的关键。 六便士，历史的第三个细节。 想当年金戈铁马 年，英国的毛姆写就了一部意味深长的哲思小说，叫做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 便士，英国货币最小单位，喻义现实。 月亮，皎洁，高挂天上，代表理想。 从历史的高山上遥看国民党带头大哥，不能说他们未曾心怀明月。他们身陷散乱，是因为地上的六便士，实在太沉重了。 很多人以为，民国社会已接近于现代。 实际上，就算到了年代，也非如此。 抗战期间，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，山姆大叔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，但他们却抱怨道，钱是花出去了，可事情却办得不咋滴。 这也难怪，资本主义车轮上的议员，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生活呢？ 时值雨季，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，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，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，不是无故消失，就是深陷淤泥。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，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。 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。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：先找到村长，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。 枪炮很多，村长却不好找，毛驴也有限。 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，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，在路上耗时一个月。 部队的基层领导，还得分心管好“内鬼”。 第一种内鬼，是士兵。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，连长40元，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元的条件，蛊惑士兵偷枪卖。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。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。 第二种内鬼，还是士兵，不过是他们的嘴巴。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，而是吃饭的，可是由于饿，吃得不好，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。连长非常操心这事。 他操心这事，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，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，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，一生病基本就挂掉。 挂掉一个少一个。不操心哪行呢？ 诸如此类的破事，不胜枚举。真是承蒙上帝厚爱，在悲催的年代，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。 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。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，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，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，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，就成了最大的问题。 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，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、盐税、消费税、债券，退到内陆地区后，收入是全没了，仗却还得继续打。 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。 广渺的内陆不是穷，是真穷。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，也没别的营生，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来，仅够勉强糊口，现在忽然呼啦啦地跑来了数百万的军队，外加无数公务人员，负担怎么受得了？河南有一次发生大饥荒，饿死了很多人，可国民党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，继续征粮吧！在亡百姓和亡国之间，闭着眼睛选一个吧。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还不是最糟糕的。 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，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苍凉的怀里，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，顿时傻眼了。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，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，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明朝时留下的，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，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，税收怎么征？ 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，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。地方官和村长背着一麻袋的税收任务，都不知找谁哭去。 一边是高挂天上的民国政府，一边堕落尘土的内陆，他们两者之间，原来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并没有什么内在关系。 也许是数十年的军阀割据，加强了这种天上归天上、地上归地上的中空局面，也许是三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使然。 无论如何，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内陆社会没什么关系，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，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。 这些碎碎念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？一个悲催的事实：孙中山、蒋介石脚下的“六便士”——民国的土地上的人，物，结构，形态，都并不比明代的社会好到哪里去。 脚下的土地还是那个土地，时代巨变又事起仓促，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强力介入条件下，领袖们只有本能地从传统智慧里，寻求治术。 那些传统治术，它们又都是些什么呢？ 它们的土壤里，能长出现代组织力量吗？ 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激流，它们真的像今人吹嘘的那样仁者无敌吗？ 这些问题太大。三千年来，李不太白每一次梦到它，都觉得它是那样的无边无际，其汹涌浩瀚的暗能量，足以吞噬所有苦难与欢乐。 包括国民党的美丽与哀愁。 气吞万里如虎 中华帝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：大。 由于幅员实在太过辽阔，信息传递极其不便，帝国的治理就面临巨大的挑战。 这里闹水灾了，那里干旱了，边境又有蛮夷侵扰了，哪儿民变了，不一而足。可是这些信息要反映到决策者那里，少则一月，多则数月，等到皇帝与内阁讨论出办法，做出决策，安排实施，说不定那边事情早已云消雨散。 那这么大一个社会，平时怎么运行嘛？ 于是，一个天才的发明诞生了。 解决大多数具体问题，竟然不是靠具体办法，而是以“虚”对付“实”，以“无”对付“有”，以形式对付内容。 这说起来有点绕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，有点类似令狐冲的“独孤九剑”，任你千招万招眼花缭乱，我就一个无招胜有招。 任你广渺大地上的事情千头万绪，洪水滔滔，我就用一条“道德”的大河引导人心。 帝国的统治者，不能像现代领导一样开电视电话会议，坐上高铁视察全国。他人不出皇宫，平常就靠道德、礼序这些形而上的东西，应对来自辽阔大地上的纷繁事务。 礼序的内容，在上层是忠，在民间是孝。 忠孝实质上都是造成一种无形的秩序，层层约束，使人心逆来顺受，社会安定。 地方上主持事务的官员、乡绅，主要靠的也不是法律，而是个人的德行威望，对各种矛盾加以仲裁与平衡。 上层统治机构更像一个品牌形象店，下层民间社会则像一个个铺子，二者各自运作，是彼此半脱离的。 又既然治理社会的是靠一套虚的东西，所以具体数量多一点、少一点也就不太重要了。 这就造成在长长历史形成中，帝国统治者根本不在乎具体数字管理，全国人口到底有多少，土地实际几何，一年一季的税入总额，财政支出预算所需，军队士兵数量，全都是个概数，一笔糊涂账。 只要不出大乱子，仁孝治天下就行得通。 等到两三百年下来，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，实际问题堆积如山，想改革也改不动了。怎么办呢？ 好办。改朝换代，换个姿势重头再来一次。 传统帝国的这些骨肉气血，经年累月，早已修炼成精，绝对不是民国短短数十年的运动与风潮可以变异它的。 它能不能生出一个“现代组织”的无敌宝宝，全赖于它本身有没有这个宝宝的构成基因。 这个基因是什么呢？ 为了实现组织的信仰与蓝图，“现代组织”需要两个关键基因： 第一是“统计与编制”。层层结构，纲举目张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组织目标大于一切。 第二是“强联结”。个人一旦加入组织，就意味着放弃部分个人自由，接受组织约束，个人意愿服从组织目标，成员不能处于游离态。 这两点，恰恰是传统帝国的死穴。 帝国“模糊概数”的管理，造成一个号令发出后，执行效果是没法统计的，好比北京治疗白癜风到哪家医院好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专业
